农民文化的反思
——读瞿旋的长篇小说《惊天动地》
《中国作家》2002年第九期发表了我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瞿旋的长篇小说《惊天动地》。在小说的题头，编辑破天荒地加了一段《编者按》：
“瞿旋的长篇小说《惊天动地》，反映了在个别基层地方的党政领导违背‘执政为民’的原则，在群众中丧失威信，被坏人所利用，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基层政权一时瘫痪的严重现实，读来惊心动魄，引人深思……”
一个普通乡镇发生了严重事变，本来就倍受关注，再加上作家那支生花妙笔的渲染，就更加触目惊心。《惊天动地》是瞿旋创作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又取得了重大突破。
《惊天动地》发表后，立即在文坛引起了反响。有多家出版社与作家联系，争相出版单行本。继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收入长篇系列之后，目前这部作品经作者进一步修改、充实至
23万字，已交付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预计本年底或明年初在全国发行。该作品的成功，是作家敏锐地感知生活、进行系统思考的结果，同时归功于作家深厚的造诣。它的优秀之处主要表现在题材、人物刻画和心理描写等方面。
首先，这是一部反映重大题材的作品。
世纪之交前夕，一个乡镇因为执政者严重的腐败，引起了农民的大上访，期间，部分上访者封锁镇委、镇府，砸警车、抢夺政府车辆、数次驱逐工作组，导致该镇失去政权功能达一年之久。以至于该镇竟由一些上访者主持了部分事务。这是什么性质的风波？矛盾最后如何解决？这一事件暗示着什么？随着情节的发展，作家在向我们展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的同时，提出了许多极为独特、新颖而深刻的思考。
这部作品，表面上描述了一场风波，开篇就是大规模的百姓上访的场面。这似乎一下子使人想到了电影《生死抉择》片头的场景，也让人意识到这可能又是一部反腐败题材作品。但当你读下去，就会渐渐品味出来，《惊天动地》决不是一部所谓的反腐败作品。之所以说这是一部反映重大题材的作品，一言而蔽之，在于它对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文化、封建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检讨——这就是它提出的重大命题。
由于特殊的大陆地理环境，中国形成了举世无双、厚重而悠久的农耕文明。这种文明的长期蕴积，产生了极为罕见、成熟而完整的封建文化。正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难以形成。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发展现象：当一个王朝由盛而衰、其腐朽性达到极至的时候，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就被迫揭竿而起，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但取而代之的还是封建文化。由农民文化来反抗封建文化，犹如用母体文化反对自己的派生文化，其结果还是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形成了一次次历史大循环。可以说，农民文化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这种现象，智者早有觉察。从近代文艺先驱鲁迅呐喊着踢“古久先生”的“流水簿子”，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在探索摆脱旧的束缚、建立新的机制、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富民强国之路。这条道路的根基还是文化。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先进文化可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形成；任何能源都有枯竭的时候，只有文化生生不息。
当然，当今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一是政治上传统的体制正在向现代体制过渡；二是经济的全球化。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引进外资、增加出口之类的好处，更重要、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对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孕育，是对传统观念的全面激荡和冲击。这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未有过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机遇。
于是，在这一特殊的、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出现了多元的现象：
一是各种观念、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台”，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处于前沿的、时髦的经济、文化现象，借助于媒体的力量，占尽风光，农村社会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在目前的中国，比起热闹的“现代话语”而言，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农民文化，尽管它处于潜隐状态。
二是那些旧体制中遗存的腐朽、腐败现象，达到了令人惊心的程度。诚如这部作品中概括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组织化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腐败。这就造成了社会失范，游戏规则嬗变，强势群体肆无忌惮地侵犯弱势群体利益现象的出现，终于开始迫使农民出来说话。当前上访出现的组织化、规模化趋势，某些邪教有着惊人的“丰厚”土壤，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样，当今社会，就面临两个重大任务：一方面要抓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要大力反腐败，抓紧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这两个方面就像是在泥淖上行走的两只轮子，一旦失去平衡，就有可能导致悲剧发生。
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六大又顺应历史潮流，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观点，使我们增强了信心。但这不妨碍这部作品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新时期，从这个角度提出这样命题的作品，恐怕这还是第一部。
在文艺作品中探讨这个重大命题，面临着许多复杂情况和诸多困难。可贵的是，作家运用老练的艺术处理手法，在作品中不作简单的概念图解，而是通过事件的客观发展过程，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把这一重大命题自然而然、不显山不露水地表达出来。
这就涉及到作品的第二个成功之处：刻画了众多鲜活的人物。通过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对主题作了深刻而透彻的阐释。
在人物塑造上，作家一直反对所谓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分。而是提倡从一定的生存环境出发，摈弃平面的道德判断，寻找人的本质，发现人物存在的合理性。作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真实。
主人公之一商京，其气质、才能、品性都有过人之处，并在一定程度上被作家赋予了理想化的色彩。更确切地说，这个人物体现了一种生存智慧。他对事件、形势的把握能力，对官场运作的精到，隐含着一种稍稍令人发冷的精明。这类人的道德效果，首先是由他们的生存观派生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道德的本质。
作品中的段志忠、谭干等人，尽管是以“贪官”的形象出现的，可他们在一定的官场文化中，也是理直气壮地遵从一定的生存道德和方法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也是智者。比如从农村走出来的段志忠，其发展过程符合其出身和经历。他是典型的官迷，把做官看作是自己的最大理想和奋斗目标，他的所有活动都围绕这一目标进行。为了升官，绞尽脑汁，苦心经营，不计得失上项目、送礼行贿。作品既描写了他蝇营狗苟、欺下媚上的一面，也描写了他的处心积虑和尴尬困惑。当升官梦彻底破裂时，他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这也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他的自杀，谁又不能说他是在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呢？当他们的官运丧尽之时，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再说谭干，在他的头脑里，已经把权力赤裸裸地商品化了。比如送礼，给什么位置、什么职务的人送什么、送多少，已量化成一种价值标准，他甚至振振有辞地使用所谓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附加值”等概念。在他眼里，社会已经把官职价格化了，已经形成了一种市场。他进行的只是一种公平的交换而已。
其他的诸如市委副书记辛崇贤、省委副书记庄严之类，作家也进行了生活化的描写，这都需要读者通过作品去加以体味。
作品中的关键人物是黄昌久。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的家族史中既有起义的农民首领黄嘟嘟，又有朝庭的官吏，好像是两个不同的营垒，其实却有着相同的文化根基。所以作品赋予了他鲜明的象征意义。他家世代传下来的那个所谓的宝物，原来是黄嘟嘟起事失败后留下的一颗未雕刻完的鸡血石的皇帝印章。诚如他家那个院落，虽数经翻盖，却从未离开过一条墙基一样，尽管黄昌久挑头策动大上访有他的各种原因，但本质上还是脱离不了农民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基因。其实在他的小环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封建小朝庭的雏形。
正是这种落后的文化，形成了对目前现代化进程的另一种尖锐的威胁。倡导“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重要性，在这部作品里有着更具体、深刻、形象的体现。
许多悲剧形象都是由女性承担的。本部作品中有两个主要女性：刘洪芸和张兰兰。
刘洪芸的丈夫听信风水先生的话，又被兴和镇大上访的形势所迷惑，以为黄昌久是个能成气候的人物。他以农民特有的聪明和狡黠，把媳妇刘洪芸送到黄昌久那里去，让她伺候他，以图日后能沾个“大光”。刘洪芸也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以至最后出于嫉妒，下药毒死了张兰兰。她当然是可悲的，但悲剧性体现得更充分的还是张兰兰。
大凡长篇文艺作品中都会出现美丽的女子，《惊天动地》也不例外。其实这很正常，因为它符合人们审美的需要，反映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同时女子本身又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张兰兰是一块试金石，经她一测试，周围人物的高低优劣便一目了然。在《惊天动地》中，张兰兰一出场，读者就从商京的眼中领略了她的不凡。她朴素而朦胧，清丽而抑郁；在段志忠眼中，她不过是一个漂亮的工具，是一个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发挥作用的筹码；而黄昌久呢，最初是“用充满怜惜、理解和慈和的目光”看她，惊叹她的漂亮，但落后文化固有的局限性，使张兰兰一旦陷入黄昌久的圈子，就不可能摆脱悲剧命运。表面上看，张兰兰是被刘洪芸杀害的，实际上象征落后文化的黄昌久才是真正的元凶。应当说，张兰兰是一个有相当才气的高考落榜者。凭其自身主、客观条件，这部分人在好的环境下，应该是农村朝现代化过渡的承担者，具有美好的未来；但她们一旦坠入落后的环境之中，就很难挣扎出来，且很容易蜕化为落后文化的同道。她终于被黄昌久奸污了，就像黄昌久用她的高考复习大纲擦干净了污物那样，他们的关系，实在是封建势力对文化的强奸。
但你能苛求她们什么？个体的力量在一种文化面前，实在如飘零在波涛中的一片树叶儿。她们的无奈，是一种特定环境中生命的无奈。
在农村，先进文化的成长，确实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作品涉及到几十个人物，从普通农民到省级领导，生活环境不同，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不同，应该说，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塑造得各有千秋、栩栩如生，是十分困难的。但作者运笔娴熟，挥洒自如，描写都很成功。而且有的细节刻画入木三分、活灵活现，令人拍案。
更可贵的是，这些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从他们自身的存在意识和生命意识出发，演化成形形色色的观念和行为。这种表现手段和对人生的理解，比单纯的社会批判要有力得多，这就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起惊天动地的事变最终得以平息，但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
（2003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