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显本色

——谈瞿旋的长篇小说创作

尹德泉

《中国作家》2005年第6期，发表了瞿旋的长篇小说《大改制》。这是继2002年第9期发表《惊天动地》后，《中国作家》第二次发表他的长篇小说。这两部作品分别被中国电影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客观地反映了时代风云，真实地凸显了人的本质。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激进变革的时期，我们称为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的方式，主要是革命和改革。革命就要流血牺牲，难免刀光剑影、枪林弹雨；而改革的方式就温和得多，成本也相对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过程中没有斗争。常言道：战争和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社会转型期那种巨烈的动荡，是冲激的大浪，是呼啸的风云，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它能把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更加明显地磨砺、凸显出来。这为小说家把握人的本质和社会本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说，能不能、会不会把握社会转型期所提供的机遇，是对一个小说家感知能力的检验。瞿旋就比较好地接受了这种检验。

以《大改制》为例，它紧扣社会敏感问题，把人文的道德判断和历史的理性判断，以近似冷酷的方式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去称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揭示得淋漓尽致。可以这样说，在社会转型期，能够站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前沿的，大凡都是“3 Q”（即智商IQ、情商EQ和逆境商AQ）高人一筹的社会精英式的人物。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的十字路口、在社会大坐标上重新定位的时刻，他们无不以极端的手段，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和个人资源。其谋略权术、行为手段达到了近年来少有的地步；其矛盾冲突之剧烈程度，超出了常人想象。但这并不妨碍历史这把巨大的剪刀锐利而冷酷地裁剪着他们的命运——他们有的无奈地咽下苦涩的泪水，垂下曾经高昂着的头；有的干脆成了历史的殉葬者。小说中所有的命题，都通过动人的艺术形象上升到了及至，工笔和写意相得益彰，文采与智慧交相辉映。就是其中细腻委婉的男女情感和悲怆结局，也令人荡气回肠，扼腕不已。正是作家构建了这种特殊的情境，才把人引入欲罢不能的阅读情境之中。没有对现实和历史通透的理解和把握，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作家的另一力作《惊天动地》除具备以上特点外，更蕴涵了深刻的思考。作品描述了这样的故事——一个乡镇因为执政者严重的腐败，引起了农民的大上访，导致该镇失去政权功能达一年之久，一些上访者竟然主持了该镇的部分事务，一度取代了镇政权。由此展开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其激烈乃至震撼人心的程度，同样为近年来所罕见。那么，这个故事框架下，作者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那些处于前沿的、时髦的经济、文化现象，借助于媒体的力量，占尽风光，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农业人口还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比起热闹的“现代话语”而言，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农民文化，尽管它处于潜隐状态。此外，由一些腐败现象形成的“潜规则”，几乎化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强势群体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财产，侵犯弱势群体的利益。在农村，这种现象就逼迫着农民出来说话。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非常紧迫的社会现象。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惊天动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品中的关键人物是黄昌久，是作家给当代文学奉献的一个崭新的形象。黄昌久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家族史中既有农民起义的首领黄嘟嘟，又有朝庭的官吏，好像是两个不同的营垒，却有着文化的同根性。作品赋予了他鲜明的象征意义。他家世代传下来的那个所谓的宝物，原来是黄嘟嘟起事失败后留下的一颗未雕刻完的鸡血石皇帝印章。诚如他家那个院落，虽数经翻盖，却从未离开过一条墙基一样，尽管黄昌久挑头策动大上访有他的理由，但本质上还是脱离不了农民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基因。表面上他是反腐败的首领，其实在他的小环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封建小朝庭的雏形。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大循环的影子。这说明，用农民文化来反腐败，犹如用母体文化反对自己的派生文化，是荒谬的。在这里，作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异常尖锐的命题，如果仅仅从表层意义上反腐败，显然失之肤浅。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建立起现代政治、经济体制，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富国富民的道路，使传统的农民文化提升、纳入到现代文化体系之中，中国才有希望。作品从深层的文化冲突看待当前社会问题的尖锐性和紧迫性，深化了当下反腐败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意义。在当代背景下，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文化提出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提出这样命题的作品，恐怕这还是第一部。后来，姜戎的《狼图腾》出版，我们看到其中对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剖析，不得不惊叹两位作家的不谋而合，惊叹《惊天动地》与《狼图腾》的异曲同工之妙。

值得一提的是，牧惠先生曾在《作品与争鸣》上撰文对《惊天动地》进行了评论，说是反贪污腐败的文艺作品往往很难跳出清官解决老大难问题的套路：被腐败分子这一股邪恶势力剥削欺凌得有冤无处诉，诉了无下文甚至遭到报复的小民百姓，终于幸运地碰上一位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不怕当官场公敌的好干部（最近上映的“报告电影”《信天游》似乎也有此嫌疑呢）。此种观点，也被何雁先生在《文艺报》上撰文引用。其实，牧惠先生将《惊天动地》简单第归结为一部反腐败作品，忽视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没有用心挖掘这部作品的真正含义。

可贵的是，《大改制》、《惊天动地》并不是简单地阐释社会意义，而是通过尖锐的社会冲突，来探讨人生存的终极原理，凸显人的悲剧性格。两部作品塑造了数十个人物，从平民到高干，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血肉丰满，各具特色。这些人物从自身的生存意识和社会需求出发，演绎了形形色色的观念和行为。无论是否优秀，是否是胜利者，他们都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透出一种深层的无奈。借助这些人物的言行，作品对人和社会的本质描写，上升到了哲理的、形而上的层面，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审美感染力，透出一种深刻的文化况味。这说明，作者是从高层的世界观、哲学观来观察社会和人物的。

作家多年来发表、出版过许多中短篇小说，其创作的电视剧曾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尤其是2002年，其长篇报告文学《苦门里走出的博士兄弟》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成为热门图书之一。他前期的文学创作，有明显的探索性和实验性，艺术含量很高；近几年又转向了反映社会热点的长篇文学作品创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让我们预祝他今后奉献出更加精美的力作。

2005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