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我还小
我的青少年时期，有两个特殊的四年。一是十岁的时候，去了吉林省乡下，一住就是四年。二是在十六岁的时候，考上了山东省邮电学校，冒着一身的土气到了济南西郊。从此我与电信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吉林乡下的四年。也许人在十岁的时候该独立生活了，也许那时对环境最敏感，总之，我在东北的经历虽然只有四年，却觉得是十年，甚至二十年。
我那时去的地方是吉林省辉南县辉南镇复兴屯。那个屯只有两个生产队，我有个本家爷爷叫尹茂和是二队的队长。我父亲在十八岁那年去过东北，就是奔着本家父辈去的。那里的父辈、亲戚，虽然从族上论也许是出五服了，或者说“八竿子拨拉不着”，但是，背井离乡的人，心格外靠的紧。我的两个本家爷爷（大爷爷尹茂章，二爷爷就是尹茂和）无疑成了我们的靠山。
记得我家是一九七八年二月迁往东北的。那是举家迁移，还是孩子的我只是觉得好奇新鲜，和大人一起，丝毫不为将来的生活担心，甚至还有些高兴，觉得“闯关东”是件值得自豪的事。
直到很多年后，大约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父母，特别是母亲，对“闯关东”这件事是多么伤心，那时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
至于“闯关东”的原因，后来朋友们也常常问起，我只能简单地回答：“政治避难”。我知道这是开玩笑的说法，是“大词小用”，但表达的却是实情。
“文革”期间，山东紧跟中央的步伐，闹得特别厉害，甚至有些过火━━比如已经粉碎“四人帮”了，又大搞什么“战役”，大张旗鼓地鼓吹“两个凡是”。而我的家乡日照更是火药味儿十足。我那时天真地想，毛主席已经逝世了，中国人的主心骨没有了，怎么办呀！多亏又有了英明领袖华主席，华主席号召的事一定不会有错。
那时常见一些人乘汽车到公社驻地“南台子”附近。下车的人多数戴着柳条帽，拄着文明棍。在我看来，显得神秘而可怕。而孩子们之间对那些人物又有很多幼稚的传闻，比如某人能飞檐走壁，某人的文明棍里有电台可以发报等等，我们都深信不疑。我常常有不安全的感觉，吃晚饭时有意离门远一点。我当然明白农家那破旧的门板一脚就能踹开，如果真有什么事也绝难躲过。
不幸的是，我爷爷的三弟━━也就是我的三爷爷，卷入了那场斗争。
大人们都说我的三爷爷是个“能人”。虽然他大字识不了几个，却有很好的记性，分析能力在农村也是屈指可数的，况且语言颇有些煽动力。也许他想在运动中求得一官半职，对运动很投入。帮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最活跃，终日往县城奔波。哪曾想，形势风云莫测，几经沉浮，他的那派最终失败了，他也因为“站错了队”被打成反革命，大会小会批斗，就是放电影也不错过。那时的人确实会瞅机会，比如放电影之前，村里的老老少少凑齐了，“风云人物”就在放映机的话筒前发表演讲，深入批判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有一段时期，我三爷爷成了话筒里的主人公。三爷爷、三奶奶是从来不去看这样的电影的，要是去，那无疑是自找难堪。但是，我三爷爷的威信似乎没有完全垮掉，每当电影过后，就会有人悄悄地告诉他这次批判的内容，“风云人物”都讲了什么话，等等。三爷爷的养女，我的一位叔伯姑姑，那时只有十几岁，却耐不住寂寞，常常偷着跑去看电影，听到批判我三爷爷的讲话，她就把头深深地低着。她知道旁边有认识的，用异样的眼光注意着她的存在。
那时的“连坐”真厉害。不久，我的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据说是给三爷爷送过信。
这使老实把交的父亲和对运动一无所知的母亲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就是这样，九岁的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危机。
终于，事情轮到我的头上了。
那年年终评比，我本来是被评为三好学生的，谁知“革委会”某成员干预学校教务，指出我的三爷爷是反革命，我就没有资格当三好学生。就这样，我的三好学生被撤掉了。那节课我们上自习的时候，班主任李洪希老师把我叫到教室外面，悄悄地告诉我这件事。我当时的感觉是：真丢人，唉，遇上这样的事，太丢人啦！
当全校表彰大会召开的时候，看着一个个同学喜洋洋地上台领取奖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始终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当时，在全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体育、劳动等其它课外项目做得也出色，从上学开始每次评比都是三好学生，看来以后与“三好”无缘了！
也就是当天晚上，班主任李洪希老师来到了我家，跟我的父母详谈我的三好学生被罢免的原因。我好奇心重，就悄悄地爬到窗外的鸡窝上，支着耳朵偷听。母亲大约是指着墙上一排奖状后面的位置对李老师说：“这孩子前几天还说，这个空位就不用贴画子了，等他年前发了奖状正好贴上，谁知……”我听了，马上脸红起来，觉得很不好意思，母亲怎么把我在家里说的话讲给老师听呢？而且是那种大言不惭的话啊！
这是因为十年浩劫的余波，我直接受到的“迫害”。
我父亲被隔离审查，不停地写交代材料。每次吃饭都是我提着小瓦罐去送的。那时生活本来不好，母亲默默地做些糊糊，热气腾腾地盛在瓦罐里。可能给父亲做的糊糊里还加了些黄豆面什么的，反正是平常舍不得吃的好东西。要送饭的时候，母亲把碗筷放在瓦罐上，另包好地瓜面饼子和地瓜面煎饼，夹点咸萝卜，那就是美味了。因为我承担了送饭的任务，母亲很感激我，对我格外疼爱。她怕送饭时遇到熟人，那简直比被隔离审查还难受。我么，反正是个九岁的小孩子，你爱看就看，爱在背后指点就指点，爱议论就议论。那时，对世事的沧桑浑无感觉。
父亲被隔离起来，美其名曰“办学习班”。那里，虽然看守不常去，大门也开着，但父亲和另一个被隔离的人很自觉，从没出过隔离室的门槛。当然，那样的是非之地，别人也不会去光顾。
每次见到父亲的时候，都见他坐着一只破旧的板凳，趴在稍大一点但更加破旧的“杌子”（也是一种木凳）上写“交代材料”。瞅瞅周围不见巡视的，偶尔也同另一个“难友”说几句简单的话。
有几回，瞅个机会，父亲悄悄地在我耳边叮嘱些事情。我记清的只有两件：一是让母亲把家里唯一的木橱后面的字刮掉，二是家里的人千万别去三爷爷家里。那个木橱，据爷爷说是打土豪分田地时从地主那里分来的，是政府分给的。记得那天晚上，我擎着煤油灯，奶奶和母亲把木橱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像文字的痕迹就统统刮掉。
父亲进了“学习班”大约五天左右，万般无奈的奶奶去找附近一个算命挺出名的老人，让他指点迷津。因为运动，老人早已“坚壁清野”，但在奶奶的苦求之下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他告诉奶奶，父亲在那里不会有大的危险，但要呆个十七八天。事实上，父亲呆了十七天就被放出来了。后来听奶奶说起这件事，我感到很惊奇。
这年冬天，先是三爷爷为躲避迫害，背井离乡，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不久，我的伯父也举家迁往吉林省。伯母曾经去过吉林，一再宣称东北生活好，在关里净受罪。况且她每年夏天要害皮肤病，在东北时反而没事。正好，为了摆脱三爷爷的影响，伯父就带着五个孩子，闯关东去了。
当伯父迁往东北的时候，感到在家难以抬头的父亲，也有了去东北的想法。望着伯父全家登上启程的客车，父亲对我说：“咱们也要去东北的。”
这话在第二年春天成了现实。
为了筹备迁移的路费和到达目的地以后安家的费用，我家变卖了一切值钱的东西，包括那台陈年木橱和几块保存了多年的“袁大头”，加上从各路亲戚那里凑借的钱，总共不过人民币一千元。其中有一百元缝在我穿的棉袄里，直到安全到达东北后才取出。
在“闯关东”的大军中，山东人占了很大的比例。我所住的屯子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山东，或者祖上是山东人。
父亲为我办了转学手续。1978年4月， 我就在新的学校━━复兴小学校三年级开始了读书生涯。
《金海岸》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