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侦探小说
袖里乾坤万象纷纭，书中世界奥妙无尽。不恋黄金屋，莫理颜如玉，开卷唯觅侦探世界。
一．小时候，我就迷上了侦探小说
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与我相伴的，除了课本，少不了厚厚的小说。那时候，水平有限，读不懂古雅之作，只喜爱通俗文学，尤其迷在侦探小说上。
侦探小说的吸引力确实难以抗拒。我是小学毕业那年迷上它的。那时候，觉得最好的时光莫过于下午放学了。放学铃一响，就抱起书包冲出教室，在野外找一处静谧的空间坐下来便一头沉浸在侦探世界中，直到天黑得实在看不清字影，才披星戴月回到家中。这时往往受到父母的训斥：这么晚才回家，一来耽误了干家务，二来大人也不放心。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做一会儿顺民，以消除双亲的怨气和自己的愧意。书也许是步行十几里从亲戚或亲戚的亲戚那里借来的，也许是用自己钟爱的小玩艺儿向人“行贿”才得到的，也许是考场上为同学“帮忙”而受的“报酬”。总之，早些年家中生活拮据，极少有钱买书，所读的书大多数都是借来的。借书往往是有时限的，必须快点读完。所以书一到手就迫不急待地“啃”起来。当然，主要的原因是我急于想看到熟悉的或刚刚认识的侦探们又要经办什么棘手的案子。好在我对借来的书十分爱护，不敢也不忍心弄脏弄坏，况且严格遵守诺言，决不逾期不还，所以大家还是愿意借给我的。 书看得多了，而且姿势不对头，直接的后果是小小年纪就架了一副近视眼镜。但算起总帐来，确是“失不偿得”，大量的侦探小说让我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思维能力，也提高了文学水平。
后来，文艺理论学得多了，才渐渐悟出，侦探小说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除了体裁的特殊性之外，还与引人入胜的情节及虚构性、推理性、悬念性等艺术特点有关。当然，优秀的侦探小说还必须有风格鲜明的语言、性格突出的人物形象和具有时代意义的内容。
二．外国的侦探小说
念初中时，读的最多的是外国的侦探小说。我常常向同学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些大侦探们的风采：身魁力大、吞云吐雾且敏锐多智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却料事如神的赫克尔·波洛，以及英姿飒爽的女侦探梅奥维丝·塞德雷茨，还有老谋深算的聋子侦探德如雷·瑞恩、神秘莫测的盲人侦探马可斯·卡拉多斯……曾经惹得好几个丢东西同学让我帮助破案。
联系政治、经济的变革及历史的演变，可以看出，在西方，侦探小说是随着犯罪这个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而产生的。十九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起来，社会动荡不安，以描写犯罪和追捕、侦破为宗旨的侦探小说应运而生。美国作家埃得加·爱伦·坡在其小说《毛格街血案》、《玛丽·罗热疑案》和《窃信案》中描写了业余大侦探杜宾运用巧妙的推理、缜密的调查、惊险的侦破等方式破获了几起谋杀案的故事，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宣扬惩恶扬善的思想，首开侦探小说的先河，杜宾被认为是福尔摩斯的前辈。其后就有许多著名侦探在西方作家的笔下产生：
英国威尔基·柯林斯（名作《月亮宝石》）笔下的里却·克夫；美国艾勒里·奎恩（系列作品有《罗马帽子之谜》、《法国香粉之谜》、《希腊棺材之谜》、《荷兰鞋之谜》）笔下的奎恩父子；英国阿伽莎·克里思蒂（名作有《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公寓女郎》、《幕》、《云中奇案》等）笔下的波洛；比利时乔治·西梅农（代表作有《黄狗》、《敞开的窗户》和《贝特小姐和她的情人》）笔下的梅格雷等。最出色的是英国柯南道尔（作品集《福尔摩斯探案集》）笔下的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探案集》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曾经风靡世界，其中的许多案例被公安学校编进教科书。福尔摩斯聪明而又自负，在观察事物和逻辑推理上具有非凡的才能。他能在扑朔迷离的现象中运用严密的推理准确地发现蛛丝马迹，从而牢牢抓住破案的钥匙，如大海捞针一般把罪犯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他不仅能；推理出过去的作案过程，而且能神奇地预料出当前的事态发展，令人拍案称奇。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深受前辈作家爱伦·坡和柯林斯的影响，具有结构严密、丝丝入扣的特点，但又自成一家，探案故事以福尔摩斯的朋友华生医生的口气进行叙述，既显得娓娓动听，又让人感到真实可靠。
此外，波洛也是人们熟悉的侦探。八十年代初，我国上映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是根据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中塑造的比利时大侦探波洛的形象，被认为是自福尔摩斯以来最受欢迎的侦探小说主角。此人思维敏捷，机智沉着，风趣幽默，他运用逻辑推理一连破获多起重大疑难案件。很难预料，这样一个厉害人物会是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作者是侦探惊险戏剧的创始人，被誉为“侦探小说女王”，1956年曾荣获英国最高勋章──不列颠帝国勋章，1971年又被册封为女勋爵。她的侦探小说注重结构与情节安排，悬念设计别具匠心，避免了侦探小说中常见的凶杀恐怖渲染和色情描写，作品质量远远超过了某些西方侦探小说。
在日本，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系列作品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把犯罪同社会矛盾紧密结合，真实地揭露了战后日本社会制度的丑恶和弊病，具有较强的批判力量。在此举几例：松本清张的《砂器》，描写了和贺英良谋杀亲人、制造假象，今西和吉村穷根问底、协力破案的故事；《点与线》中描写了凶手安田等以点为线故布迷魂阵，警探鸟饲去伪存真、智解迷案的故事。森村诚一《人性的证明》中描写了八杉恭子灭绝人性地手刃混血儿，侦探栋居严密调查和推理终于揪出罪犯的故事，这部小说1977年1月问世， 当年获的了第三届角川小说奖，后来，它又被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的插曲《草帽歌》早已被我国歌迷所熟悉。
此外，前苏联的侦探小说代表作有莫罗佐夫的《夜里发生的案件》，南朝鲜的名作有《复仇的迷途》等，从后者中还能领略到亚美侦探小说合璧的韵味。
今天，比利时的乔治·西默农、瑞士的弗里德利希·杜伦马特、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等人的侦探小说是较好的作品。其中，西梅农的作品与一般的侦探小说不同，它重点不在于描写“谁犯了罪”，而在于研究为什么犯罪，注重对罪犯心理活动的描述，把侦探小说的传统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融为一体，因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小说的主人公梅格雷探长破案手段看似平淡无奇，却能抽丝剥茧一般层层拨开迷雾，最终把疑案搞个水落石出。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软功夫常常令罪犯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格林的作品集侦探小说、宗教小说、间谍小说和讽刺小说于一体，在当代负有盛名。英国女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一书中赞扬说：“格林的才能是现代的。他熟练地运用本质上属于二十世纪的技巧──紧张、迅速以及萨特所谓的‘极端的布局’。这种技巧也有某些与惊险小说共同的地方──情节的发展迅速诉诸人们的视觉，冷漠、干巴、不带感情。”
三．罪犯作案手段五花八门 侦探可分为两种类型
侦探小说中，罪犯作案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的训练动物作案，有的借助于土著人的吹管和毒针进行谋杀活动，有的巧妙地男扮女妆，有的以双胞胎异地现身来迷惑大家，有的把炸药装在高尔夫球中……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形形色色的罪犯机关算尽，最终还是难逃法律的制裁。
我国著名学者曹正文曾将小说中的侦探们分为两种类型：“硬派侦探”和“智慧型侦探”。前者往往身怀绝技，喜欢深入第一线真刀实枪地同罪犯较量。他们虽然谈不上出入虎穴如履平地，却也能化险为夷，最终制服顽凶。当然，硬派侦探的智力也是过人的，只不过他们“武”功太突出，“文”功反而给人忽略了。后者不一定有高超的武艺，有的甚至身有残疾，但他们有智慧超群的大脑，对读者往往更有吸引力，很容易将读者带进千奇百怪的案件中，随着情节的发展，让人时而紧张恐惧，时而会心微笑，时而百思不解，时而恍然大悟，时而惊佩异常……那种分享探求谜底的快乐是其它文艺作品无法比拟的。
四．我国的侦探小说
我国很早就有了侦探小说的萌芽。古代的一些公案小说可称是最早的侦探小说。如我们熟悉的由清初戏剧家朱素臣创作的昆曲《双熊梦》（即后来的《十五贯》）的原作（话本小说）、不题撰人的《狄公案》、蒲松龄的《胭脂》等。此外，在其它古典作品中，如《洗冤录》、《老残游记》等也不乏侦探小说的影子。
解放前我国有人照搬外国模式，写出《陈查理探案》式的作品，也曾吸引了一批读者。这类作品中，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颇具特色。著名评论家范伯群教授曾说过：“程小青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的宗匠，他使现代法律背景下的警匪对峙的侦探小说‘中国化’”。
“文革”后，我国的侦探小说创作有了较快的发展。以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刑警队长》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不仅注意了侦探小说本身的特点，而且力求把侦破犯罪同复杂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表现能力。以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刘志远形象为最大特点的侦探小说《罪恶的遗产》也是一部比较优秀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科学犯罪成为新的体裁，著名作家叶永烈的“科学福尔摩斯”系列科学幻想侦探小说便应运而生，成功地塑造了科学侦探金明的形象，开拓了侦探小说的新领域，其作品《碧岛谍影》、《乔妆打扮》、《穿壁衣》等集科幻、娱乐、惊险和新奇于一身，是难得的上乘之作。小说中那句“金明出师，必有大事”一时广为流传。但作家后来转向传记文学创作了。
我国的作家为侦探小说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作上的严谨态度，作品同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及敏捷的观察分析能力；二是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大侦探的艺术形象；三是运用较高的艺术技巧，四是对侦探小说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侦探小说怎么了
遗憾的是，侦探小说“热”劲已过，似乎正处在低谷，再难见到轰动文坛的“拳头产品”。
侦探小说的降温真使人感伤又无奈。前些日子，我参加了一个比利时的技术交流会，其间与比利时人谈起法语作家西梅农，他们十分惊奇一个从事技术工作的中国人竟对某个比利时作家那么熟悉。当谈到西梅农的杰作时，他们对其中的某些情节竟然一无所知，本来隔行如隔山不足为怪，但我颇为侦探小说受到的冷遇而深感不平。
如今，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文学领域内也是今非昔比，诸如“后现代派”、“超意识流”之类的流派、创作方法雨后春笋般冒出，侦探小说将何去何从，说不定会成为一桩疑案。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一种文艺作品，有必要对侦探小说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发挥其积极作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们应该有自己优秀的侦探小说创作队伍，在世界当代文学史上添一束有中国特色的引人注目的侦探小说之花。
我们常会见到地摊上出售一些号称“侦探小说”的末流作品，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反而具有一定的市场，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担忧。优秀的侦探小说歌颂善良与正直，鞭挞邪恶与伪善，具有寓教于乐的积极作用。但劣质的“侦探小说”不但亵渎了艺术的严肃性，而且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这是任何一个喜爱侦探小说的人都不愿看到的。
如今，我真想如学生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读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侦探小说，直到读完最后一页，才恍然大悟地拍拍脑袋。
但是，这些年侦探小说到底怎么了？
《金海岸》杂志1996年第一期（总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