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舅

“五花八门”中有一门叫“巾门”，说的是算命的行当。

三舅入这一门实属无奈。

大约五、六岁，三舅得了一场病，高烧不止。体温恢复正常的时候，眼睛却异常起来，先是看东西模糊，后来渐渐地两眼什么都看不见了。

虽然眼睛瞎了，三舅却是心灵手巧。不到十岁，他就学会了织毛衣；还能帮姥姥做针线活：他一手拿线一手拿针，把线头和针鼻放在嘴里，凭舌头的感觉，急促吸吮几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线纫到针鼻里。

然而，穿针引线是女儿家的手艺。为了让三舅自食其力，在三舅18岁的时候，姥爷就送他到几十里外的五莲县拜师学艺去了。进的就是巾门，学的就是算命。那时候，乡下没听说过聋哑学校、盲人按摩诊所，盲人的最好出路就是学算命。

可是三舅不喜欢算命。他在家里常听广播，知道那是封建迷信。但他知道自己别无出路。

行家说：玄门深似海。三舅强迫自己渐渐入门的时候，才知道学算命并不容易。

一位姓许的盲人成了三舅的师傅。三舅另有6个年轻的“同学”。学习的时候，7个徒弟并排坐着，听师傅传授口诀。第二天师傅要检查头一天的学习情况，也是7个徒弟并排坐着，老师提问上一句，被提问的徒弟必须马上回答下一句。哪个回答错了或者回答慢了，师傅的竹竿就会准确地、毫不留情地落在他的身上。

两个月下来，7个徒弟只剩下3个了。走的年轻盲人中，有2个是脑子太笨背不过口诀被师傅打怕了，自己哭着走的；另外2个是被师傅撵走的，同样因为背不过口诀，同样是哭着走的。

然而三舅很幸运，他是这批学员中最优秀的。最后学成的时候，师傅还把不轻易示人的《大六壬课》传给了三舅。

三舅就成了我们那一带很有名的“先生”。

最让三舅出名的是那件“哭师傅”的事。

有一年久旱无雨，村里人都忙着挑水浇地。三舅面色悲伤，带着祭奠亡人用品，手执盲杖，匆匆忙忙赶往村外。村里的人都奇怪地询问，三舅凄然相告：自己的师傅已经过世了，今天就出殡，他是去哭师傅的。村人说又没有报丧的，你怎么知道？三舅说我算准了，不会错的。村人说这事马虎不得，你最好把那些烧纸什么的放下，找个人帮着打听打听再说。然而三舅不听，径直奔墓地而去。当三舅泪流满面到达的时候，出殡的队伍也刚刚到达墓地——师傅果然已经过世。

这事被人们传得很神。从此，三舅声名大噪。我却怀疑：是不是三舅已经知道师傅去世，自己装作是算出来的，故意炒作呢？算命术真有那么神吗？连三舅自己也常说：算命嘛，不可不信，不可尽信。

另一件事坚定了我的怀疑：

一次，有人大清早丢失了一头小猪。那时在农村，一头小猪是笔不小的财产。那人就找三舅算算，应该到哪里找。三舅于是指点了几条路，几个方向。失主找了大半天，还是没有找到。天快黑的时候，失主忽然发现自己家的鸡瞅着鸡窝咯咯叫，就是不“上宿”。仔细一看，呵，那头丢失的小猪竟然在鸡窝里面！

这事让三舅脸红了好些日子。

尽管如此，我觉得三舅还是不简单。倒不是因为他的算命术，而是因为他的原则和骨气。

我参加中文自学考试的时候，写一篇有关古文化的论文。听指导教授说，盲人因为看不见，算命时无法查阅《万年历》，只能靠自己的脑子死记硬背，但盲人不可能背过整本的《万年历》，他们有套代代相传、极为保密的口诀，叫《银盘子》，通过这套口诀可以推算每年的节气、正月初一的天干地支等等。可以说，《银盘子》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研究古文化的一个窗口，如果能看到，对写论文很有用处。于是，我就给三舅买了一台新收音机，拐弯抹角套他的《银盘子》。三舅的信息来源主要靠收音机，他换下声音有些沙哑的老式收音机，高兴得胡子直颤。但他恪守师训，尽拣些《渊海子平》、《三命通会》里的内容跟我说。那些内容，在书店里可以方便地查到。对《银盘子》，他却从不透露半个字。我心里虽然骂三舅的顽固不化，却很佩服他的原则性。

前些日子，家里人打电话通知我，年近古稀的三舅被人打伤了！我吓了一跳：是不是又给人算错了，造成损失了，人家去报复？

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看见三舅的脸肿得老高，腿上打着厚厚的绷带。谁这么狠心，把一位年事已高的盲人打成这样？

三舅告诉我，被打是因为给人算错了。但是，这次是他故意错算的。

原来，附近有个盗窃团伙，因几次下手都不顺利，就有人出主意找三舅选个日子作案，以期“马到成功”，当然遭到了三舅不冷不热的拒绝。后来三舅考虑到不查日子他们照样会作案，就灵机一动给他们选了个“黑道日”、“天刑时”，盼望他们作案时被抓住。他们还以为是软硬兼施让这瞎老头子屈服了呢，就揣着查好的日期满意而去。谁知这团伙的头儿老奸巨滑，为防有诈，又找了个懂数术的核实，结果那个人为虎作伥，道破“天机”。于是三舅就遭了一阵暴打，腿都打折了。

我愤愤地掏出手机：“报案了没有？我来报案！”

“别报案了，他们会比我更惨。”三舅慢慢摇着浮肿的头，面色平静地阻止我拨号。

接着，三舅顿了顿，长吁一口气：

“人算不如天算。”

（《金海岸》2002年第一期）